一座机关大院和大寨在历史漩涡中的碰撞

在山西太原市双塔寺东街，坐落着一座机关大院。在太行山腹地，隐藏着一个小山村。一个省直机关大院和一个村庄本来是扯不上什么深厚关系的，但是在历史长河的漩涡中，在社会的变革中，却让二者碰撞到一起，而且相处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关系发展得异乎寻常，在报史和村史上甚至在中国的新闻史和中国的农业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个大院，就是《山西日报》大院，这个村庄，就是中国历史上农业的一面旗帜、著名的山西大寨大队。

█ 1959年的《山西日报》社

█ 1982年的《山西日报社》

█ 1978年《大寨》画册中的大寨

我的父亲是个资深报人。父亲生前，出版了四卷《报坛六十年耕耘录》一书，主编了《山西日报报史》。我是父亲撰写的《耕耘录》的责任编辑，自然熟知了报社许多大事。我的感觉是，《山西日报》大院因大寨辉煌，也因大寨倒霉，曾经背负一个沉甸甸的历史包袱。好在历史已经做出结论：1966年以前《山西日报》对大寨的的宣传是完全正确的。1966年之后，受“文革”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左”的错误的影响，《山西日报》对大寨的宣传，出现了许多“左”的错误的东西，但责任不在广大采编人员。最近，笔者写作大院生活，顺便回忆了一些1966年前大院和大寨有关系的事情，虽然大寨的话题敏感且沉重，但笔者还是想写出来让后人做一鉴别。

报社里是谁最早宣传大寨的？

报纸上最早出现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是什么时候？何人的作品？《山西日报》创办60周年纪念活动时，《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出版的一期特刊上，有一篇文章，题目为《那村那人那文》，副标题是《大寨支部是坚强的战斗堡垒陈永贵是出色的党支部书记》一稿的来龙去脉，作者是原昔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孔令贤。他在文章开头写道：根据昔阳县图书馆整理的报刊文章索引显示，1960年6月18日《山西日报》刊发的《大寨支部是坚强的战斗堡垒 陈永贵是出色的党支部书记》是省内外最早系统介绍大寨经验的文章，他又通过《山西日报》记者部主任翟翠明证实了这个判断。翟翠明向他约稿，请他写写此文撰写发表的过程，在报社六十年大庆专刊上发表。对此结论，我不敢苟同：一个县图书馆，资料怎么能搜集地那么完整? 1960年前报社写大寨的长篇通讯不算数了吗？看来后来在报社工作的人也未必知道报社的历史。省新闻出版局网络媒体处处长、报社子弟张十州在报二代群里说过一句深刻的话：“不懂报史算什么报二代？”

█ 陈永贵，曾是中国农民的代表

说起大寨，人们总会想起陈永贵，说到陈永贵，又不能不提及大寨，在上世纪，这两个名字总是这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可分离。

感谢报二代中的一位热心朋友，她从报社资料室找到了1953年的一张报纸，证实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山西日报》上，是在1953年12月18日，《山西日报》采用了八幅连环画的形式，作者俞洁、凤仙是我非常熟悉的报社美术组的两位编辑，题目是：“爱国售粮的陈永贵”。内容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陈永贵农业社实现大丰收，余粮如何处理，是自己留还是上交国家？经过一番思想斗争，陈永贵动员社员最终把余粮卖给了国家。这本来可以用简短的文字报道，但是，那时候的《山西日报》美术工作异常活跃，经常有大量的美术作品代替文字做宣传，效果也很好，很受读者特别是农村读者欢迎。据说陈永贵看到连环画很受鼓舞，他把这份报纸用防水的透明布装饰起来，贴在农业社的窑洞墙壁上。可见，最早在《山西日报》上宣传大寨的，不是文字记者，而是俞洁，张凤仙两位美术编辑。

早期对大寨的文字报道，是从1956年正式开始的。1956年1月4日，《山西日报》刊登了郝兑元写的通讯，题目是《新胜高级社大战狼窝掌》，这篇通讯字数不多，叙述平白简单，但却拉开了新闻报道大寨的序幕。这篇报道与当时全国基本完成农业合作化运动、5亿多农民通过农业合作化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广大农村公社从初级社、中级社向高级社迈进，以实现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广阔历史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 《大寨》画册中的图片

第一篇对大寨较为全面、客观的报道是1959年9月9日刊登在《山西日报》上的通讯《连续十年步步高》。在这篇通讯中，作者李文珊用“先看统计表、再看步步高、年有新套套、粮食吃不了”的小标题赞扬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治山治水、科学种田的经验。还对1949年—1959年大寨的粮食产量进行了对比分析，这种写法既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又直观地展现出大寨10年间的成绩，文章层层展开，深刻分析大寨取得如此巨大成绩的原因，最后落脚到新旧社会制度的差别上。李文珊当时是《山西日报》晋中记者站的站长，去村里采访时，他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拖拉机和自行车。在陈永贵家里，陈永贵热情接待了他，并且亲自给他拉面、烙饼。文章见报后，陈永贵看了报纸非常高兴。他不断跟人说，李记者的稿子写得好，写得好！

李文珊的家在报社大院居住，陈永贵也曾经登门拜访过。1959年，他调到西藏支援《西藏日报》，先后担任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西藏自治区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他前妻武英是山西日报幼儿园的阿姨。文革初期，武英家飞来一场横祸。因为一条所谓的反标案件，一度时期追查到武英头上，胆怯的武英竟然在报社幼儿园里上吊自杀了。再后来，年幼的女儿小梅被送回李文珊的河北武安老家，送到了爷爷奶奶身边，户口也成为农民。到了上世纪80年代，已经在农村成家的小梅向报社编委会提出来，要求按照知青待遇落实政策，而那时李文珊已担任河北省委副书记。山西日报编委会认为，小梅的申诉是有道理的，于是就派了政治处祝福训和韩全兰办理此事。韩全兰在原先注销小梅户口的派出所找到小梅的迁户证明。他俩立即赶赴河北武安，见到了小梅，和当地政府取得了联系，为小梅办理了转市民户口等手续，后按照知青待遇，安排小梅到了一家铁矿开升降机，从此小梅的命运改变了。离开河北时，祝福训和韩全兰见到了李文珊，李文珊请他俩吃了顿便饭。饭桌上，祝福训感慨地说，不要说你是省委副书记，就是公社副书记也给孩子办了户口了。李文珊说，一切按政策办，我不能插手儿女的事。李文珊感谢《山西日报》社为女儿落实政策，也感谢小梅这么多年来对他父母的照顾。李文珊说，小梅刚回村里，全靠爷爷奶奶照顾。长大后，爷爷去世了，奶奶老了，小梅学会了农村所有的本事，担水做饭喂猪织布，把奶奶照顾的很好。李文珊后来担任河北省政协主席，现在河北休养。

█ 当年的大寨社员

1960年6月18日，《山西日报》在头版刊登长篇通讯《大寨支部是坚强的战斗堡垒，陈永贵是出色的党支部书记》，作者是《山西日报》晋中记者站记者阎继烈和通讯员郝兑元。《山西日报》配发了社论。这篇通讯完整饱满，内容翔实，增加了大量的典型事例和数据，是一篇优秀的通讯。

1963年，大寨在遭受特大洪水灾害之后，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款，积极开展生产自救的事迹传到报社后，报社两位名记者张丽泉、郝占敖写出了4万字的长篇通讯，在11月10日《山西日报》头版显著位置以《大寨人民志不屈旗不倒》为题，报道了大寨大队1963年连续战胜7次自然灾害，粮食获得丰收并积极交售余粮的先进事迹，同时配发了《学大寨之志，长大寨之风》的社论。

1964年1月7日、8日，《山西日报》登载了《大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建设山区的旗帜》通讯。同年2月10日，居住在报社大院的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宋莎荫和范银怀撰写的万字长篇通讯——《大寨之路》亮相《人民日报》头版显著位置。通讯以大量生动感人的事实，热情赞颂了陈永贵领导的大寨群众依靠集体力量，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魄和不怕苦不怕累、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战胜史无前例的特大洪灾的惊人壮举，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一天，《人民日报》专为《大寨之路》配发了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高度赞扬了大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先进事迹和宝贵经验。同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此，全国农村开展了声势浩大地轰轰烈烈地学大寨运动，时长15年，这也是中国农村历史上最长的一次运动。

█ 1964年，毛泽东接见陈永贵

陈永贵与大院的交往

1963年秋，大寨抗洪救灾结束后，陈永贵带着妻子李虎妮到太原看病，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昔阳老乡范银怀跑到医院看望，发现陈永贵正在为吃住发愁，就用自行车把他带到山西日报招待所住下，又给他买了报社食堂的饭票。陈永贵对他说，我想见见老毛。老毛就是曾任报社总编、后任省委副秘书长的毛联珏。老毛也是昔阳人。第二天，范银怀和老毛取得了联系，分社的华沙车司机薛如贵开车送他们进了省委。在老毛的办公室里，陈永贵向老毛汇报了大寨的抗灾情况，老毛听了很兴奋。在省委小食堂吃饭时，老毛又向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汇报了大寨的情况，解放前曾任昔阳县委书记的陶鲁笳对大寨的情况非常感兴趣，在随后召开的一次全省性会议上，重点表彰了大寨，并指示《山西日报》突出宣传大寨的抗灾精神。

1964年4月29日，陈永贵在《山西日报》上撰文说：“合作化以来，《山西日报》和《山西农民报》上发表了大寨不少材料，每当报上发表我们大寨一篇材料，就对我们有很大的鼓励，报纸给我们加了油，给我们很大的精神力量。”这是陈永贵的心里话，那时候的他对报社是很有感情的。那时，报社有个口号，报纸靠劳模，劳模靠报纸。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的传播，《山西日报》等媒体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那时候，报社的孩子也知道陈永贵的大名。有一天，赵秉英家的孩子二光在张丽泉家玩耍，正在看小人书时，家里进来一个提着人造革包包的农民。张丽泉打招呼说，永贵来了？二光这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永贵，赶紧用袖子抹了把鼻涕，抬头多看了他几眼。

█ 《大寨》画册中的图片

《山西日报》的许多人都去过大寨，文字的、摄影的、美术的，也有许多人在陈永贵家吃过他亲手做的拉面和烙饼。后来，报社还在大寨这个村专门设立了记者站。所以，陈永贵认识报社很多人，他也常去报社走动。我曾经在贾春太家里看见过他和陈永贵的合影照。

1965年初，报社编委会专门把陈永贵请到报社大礼堂，请他为全社职工做了个报告。在这么多记者面前陈永贵毫不怯场，他不拿讲稿，有条不紊地开始了他的报告。他从创办互助组开始讲起，讲三战狼窝掌，讲六三抗灾，讲“三不要”“三不少”，讲大寨人自力更生战胜灾害。陈永贵用鲜活的语言将大寨的建设史讲得深入浅出，将大寨之路进行了生动的演绎和升华，“当好汉就要当新社会的好汉”、“依靠双手改天换地”、“要退东吴兵，还得自己人”、“失败不怕丢脸，犯错误不怕批评”、“年年都有新套套”、“摸农业生产的规律”、“永远保持劳动人民本色”、“爱社会主义的集体”、“大寨人民志气不屈、旗不倒”、“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鼓足更大干劲，争取更大丰收，努力实现‘过长江’”等诸多内容，既是对大寨历史的回顾总结，又是对大寨经验的高度概括。

陈永贵整整讲了半天时间，通篇讲话没有一句重复的话，没有丝毫的八股气，有些话以俗代雅，琅琅上口，如：“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党支部”，“干部，干部，就要先干一步；不先干一步，就不能当干部”，“靠向上伸手，越伸人越懒，越伸志越短；靠自力更生，越干志越坚，越走路越宽”，“集体经济是千里马，贫下中农是千里人，光有千里马，没有千里人不行”。这些话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台下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更为重要的是，大寨的事迹给刚刚走出三年困难阴霾的人们以巨大的感染和鼓舞，陈永贵的报告和当时弥漫在全社会的理想主义精神十分合拍。许多记者在报告会后表示，要把大寨大队当成一面镜子，学习大寨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对照自己的工作，比先进，找差距，挖潜力，争取把新闻工作做得更好。

随后不久，文艺工作者周振佳作词，李群作曲，创作了一首歌曲《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很快唱响全国，报社的高音喇叭也经常播放这首歌曲。歌词是：“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红旗迎风摆，他是咱公社的好榜样啊，自力更生改变那穷和白！坚决学习大寨人，敢把那山山水水另呀么另安排！干起来，干起来，大寨的红花遍地开，干起来，干起来，大寨的红花遍地开……遍地开！”歌词比较长，现在听起来，我感觉还是十分亲切，熟悉。虽然歌词像是喊口号，曲调也有些生硬，但这正是那个时代的旋律。当年这首歌的普及，大约仅次于《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远超过现在任何一首流行歌曲。眼下什么“小苹果呀大苹果”都难望其项背。当年，连目不识丁、豁牙漏气的农村老太婆，开口也能唱“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红旗迎风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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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歌曲《学大寨赶大寨》

一篇内参引起的轩然大波

李玉秀曾经是报社的记者，后来调入新华分社山西分社任副社长，但是还住在报社大院里的编委楼上，也是我家的邻居。

新华社有一种在党内交流工作的刊物《内部参考》，主要登一些暂时不便公开报道的情况和不成熟的经验。通过机要部门发行，范围比较小，只提供给地、师级以上领导参阅。《记者反映》又是《内参》中最机密的一种，只送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参阅。

1964年秋收后，李玉秀和记者田培植去大寨采访，他们从大寨“四清”工作队那里了解到大寨耕地面积不实、粮食产量有虚假等情况。于是，写了一篇“记者反映”稿，向中央反映了这一重要情况，没想到这一内参引起轩然大波。陶鲁笳在《毛主席与农业学大寨》一文中说：“周总理当即找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山西省卫恒和我三人去中南海，专门询问此事。”周总理谈到这件事的严重性时说：“如果确有虚假，《政府工作报告》公布后，外国记者把它捅出去的话，这样国际影响就很不好。”因此，“周总理要我们立即派人到大寨丈量土地，核实粮食产量”。“国际影响很不好”，就要影响到领袖的声誉，写《内参》的记者哪想到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如果《内参》反映的事实属实，就说明大寨是个欺上瞒下的假典型，也欺骗了全国人民和世界舆论。   

其实，这篇《内参》所反映的问题最早是几位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提出来的。当时农业劳动模范有两项硬指标：一项是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天数要多；再一项是所领导的生产队产量高，交售公粮多。1963年陈永贵这两项指标都冒了尖。他一年劳动日达到300天，大寨粮食亩产量达到774斤。当时国家提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粮食亩产量的目标是四、五、八，即黄河以北400斤，黄河以南500斤，长江以南800斤。这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奋斗目标。现在黄河以北的大寨已经达到774斤，真是令人鼓舞的高产奇迹！当时山西省在全国有名的农业劳动模范是李顺达、武侯梨、郭玉恩。他们所在的大队和大寨一样，都是太行山的土石山区。他们或农林牧副全面发展，或耕作精细，或经营管理有方而令人信服。有的在毛泽东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介绍过，受到过表扬。如今，陈永贵超过这些全国劳模，这对他们震动很大，压力也很大。1963年初全省劳模会期间，他们就与陈永贵约好要到大寨“取经”。春播后，6月14日，以李顺达为首的晋东南地区24个劳模，乘火车，转汽车，不远千里来到大寨参观、学习。这些劳模不同于机关干部，参观完了回到本地区传达贯彻一下就完事；而是要和大寨比着干，见实效，争高低，因此格外认真。他们在大寨住下来，听介绍，参观现场，还要求解答具体问题。陈永贵也知道他们都是农业老行家，又是自己过去学习的对像，不仅热情接待，而且认真介绍。听完了陈永贵介绍大寨的情况和整地、耕作方法后，劳模们就到叫“后地沟”的地块参观。这里原来是牛羊出没的河沟，如今是一片十多亩的良田，玉米苗全、苗壮，长得齐刷刷的。郭玉恩跳到地里，手指插到土里量活土层厚度，又用米尺量间距、行距，计算株数。陈永贵赶紧解释这沟地透风差，种植密度不及坡地。李顺达把话题引开说：“对！你这里地和我西沟的河滩地一样，洪水一冲，既有水，又有肥。”憨厚的武侯梨从大寨社员手里接过镢头，使劲往下刨，又用手指插到松软的土里，一量是7寸深。大寨的活土层确实比较厚。又来到叫“赶牛道沟”的地块，这里种的是谷子，他们一起蹲下来量宽，算株数。坐下来休息时，他们请陈永贵介绍东、南、西、北的地界。大寨的地域和耕地一目了然。这是对大寨耕地面积的目测。郭玉恩还要陈永贵介绍玉米怎样下粪，怎样下种，又如何深刨、保墑。回到村里，又到堆放秸秆的地方看高低、粗细。这时农业学大寨的口号还没提出来，劳模之间还可以平等交流，互相切磋。请陈永贵解答问题的会，就像现在的硕士生答辩那样认真。劳模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1962年灾情严重，为什么还能增产13％？陈永贵从三方面作了回答：一是“一年庄稼两年闹”；二是肥料一年比一年多；三是耕作精细，不错过节令。郭玉恩问：大寨一年庄稼两年闹，光耕地就三次，哪次深，哪次浅？什么时候最好！陈答：“春耕不能深于二寸，但秋季越深越好。”李顺达提了个问题：来参观的人这么多，接待任务很重，又经常外出开会，你怎么一年能做300个劳动日？陈永贵沉思后答：有这个问题。队里的工作一般在夜里、下雨天办。接待集体参观就要耽误些时间。陪参观一小时，介绍两小时，耽误的时间，我以早出工晚收工的办法补起来。社员也照顾我，让我干些包工活、近地活，有的队干部还到地头帮我干点活。垒坝我一个人顶一个半。去年出工270天，实际做劳动日290个。大队长、会计和我有补贴，别人不补。去年给我补了20个工，全队干部补贴工占社员投工的0.3％。这些劳模对大寨下苦功夫整修土地、精耕细作心服口服，对大寨干部参加劳动也很称赞，但他们认为大寨的耕地和亩产量，与介绍的数字有出入。作为劳模之间的观摩，他们不宜在大寨干部面前谈这个问题，只能在记者面前谈谈看法。当时李玉秀写这篇稿子的目的是，希望省委领导启发陈永贵报产量要实事求是，让李顺达这些劳动模范心服口服。 后来到大寨、昔阳调查了20天的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心里更清楚。他既坚持实事求是，又保护陈永贵的积极性。他采取正面引导的方式，说“不要追求亩产量”，“主要是总产”。为了从宣传上加以引导，廖鲁言特意向记者讲，要注意不要过分强调单产，说亩产700斤以上就可以了，因为黄河以南达到这个水平的也不多！所以这样，都是启发和引导陈永贵要量力而行，不要追求高指标。这是保护劳模的好主意。

1965年1月，由国务院、华北局、山西省、晋中地区、昔阳县共同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大寨，这就是当时说的“五级丈量队”。他们对大寨土地进行丈量，对粮食进行清库核实，对账目进行清理查对。陈永贵和大队干部满肚子委屈。他们觉得大寨人用辛劳和汗水换来的粮食，自己省吃俭用，多向国家卖粮，如今上面却兴师动众来丈量土地，这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不信任。经过丈量，耕地面积定为796亩（小数点后四舍五入），小果树地不算。 核查结果，大寨的耕地面积比陈永贵报的802亩还少了6亩！ 陶鲁笳回忆说：“当时我们一面上报周总理；一面在省内作了通报，因为省内不少人对此也有怀疑”。

至于文革期间，陈永贵把李玉秀押到大寨批斗7天，白天强迫他上山修梯田，晚上回村接受贫下中农批判，向毛主席“请罪”，直至李玉秀因精神受到刺激、手臂被砸伤吊上绷带才放他回家，那是后话了。

█ 今日《山西日报》大院

█ 今日大寨

历史的长河在流淌，大寨这一页被翻过去了。大院还是大院，报纸还在日复一日地出版，只是没有过去红火了；村庄还是村庄，只是离土离乡外出打工的人多了，再也看不到集体劳动的场面了。山不转水转，我以为拯救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根本出路还是集体经济，也许，到那时，人们会重新认识剔除了“极左”成分的本来面貌的农业学大寨的深远意义，重新看待这些历史上的大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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